文/黄可原标题:我的院士父亲

关于作者:

黄可，1953年出生，湖南临澧县新安镇人。黄宏嘉神父，世界单模光纤技术的开创者；祖父黄友昌，民国时期法学家、大诗人；晚清著名诗人高祖黄道让曾写过岳麓山的著名对联:“西南云来衡越，江水日夜响下洞庭。”

黄可出生在十里的家庭。年轻时，他去黑龙江省插队落户。1979年，他回到上海，打过零工，卖过衣服，开过饭店。现在在上海格力空转让公司工作。爱好文艺，喜欢写字画画。

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与技术部全体院士合影。

拍摄时间:1998年6月3日

第四排右五:黄宏嘉院士。

我有一个当院士的爸爸。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他引以为豪的科学技术。他呕心沥血浇灌的事业之花已经开花结果。他被誉为“单模光纤之父”，他的单模光纤享誉世界，创造了人类。

我有一个当院士的爸爸。他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现在不要忘记你的首创精神95岁了，他仍然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心中有他的事业和单模光纤。这样的父亲让我心疼，珍惜，自豪，敬畏，敬佩，骄傲！

我为我的家庭感到骄傲的除了我的父亲黄宏佳，他是一名院士。

我的第一个曾祖父黄道让是晚清著名诗人。我的第一个祖父，黄友昌，是民国时期的法学家、诗人。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我很欣慰，黄氏家族的祖先都是美丽而有才华的。

小时候，我是在爷爷和爸爸身边长大的。他们爱我，宠我，养育我，教育我.....春是寸草，恩比天高！

我和父亲的故事，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

1963年春节，父母带着我们兄妹去给爷爷奶奶拜年。当时哥哥黄华上小学四年级，成绩在班里排第一。那时候我十岁，小学三年级。因为作业调皮，期末考试考了3分，语文和数学考了3分(当时是5分制)。

爷爷问我学习成绩的时候，我怕爷爷责怪我，不想在哥哥面前放弃，就骗爷爷说两门都是满分，5分。

我哥撅着嘴在我爷爷面前告发我:“黄可撒谎，他两科才考了3分。”

爷爷把我叫到他身边，叫我站直，用凝重的湖南话慢慢对我说:“黄可，作业没做好没关系。以后努力可以变好，但不能不诚实。爷爷不喜欢不诚实的孙子！来，把你的小手伸出来。”

爷爷拿起书桌上一把竹子做的尺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我的小手掌上。爷爷打了一板子说:“记住，要老实！”老实点！“爷爷的湖南话在我们小的时候有点听不懂，但我听懂了这四个字。当我在生活中想起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的爷爷。从此，“老实”这四个字伴随了我一生。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物资匮乏。一个周末，我的祖父母来北京铁道学院看望我们。我的父母非常高兴。他们把当时珍贵的白面拿出来，把馒头蒸熟，煮了平时吃的玉米粥(北京叫玉米粥)。

因为白面馒头，我们平时吃不到。几个孩子抢着吃馒头，我那碗糯米粥吃了几口就剩在碗里了。爷爷把我剩下的棒子面粥蘸在馒头里，自己吃了。连碗边的粥都擦了一遍又一遍，一点一点的干净，碗根本不用洗。差不多60年前的这一幕，至今记忆犹新。

晚饭后，爷爷把我和弟弟叫到身边，挺直身子，让我和弟弟背古诗:中午割草，汗水顺着泥土往下滴...大家连续背了三遍。然后爷爷问我们:为什么要背这首诗？我回答:爷爷，我刚才麦片没吃完，把饭给糟蹋了。黄华哥说，我们写个“惜粮保证书”吧。

爷爷慈祥地笑着说:“这次不会有惩罚。不能有第二次了。请记住。”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候爷爷吃了我吃剩的粥，深深的刻在了我的脑海里。直到今天，我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不管什么场合，我碗里的菜一定要吃完。每一粒都是辛苦的，绝不能浪费。

我七岁的时候，爸爸就开始在家写《微波原理》这本书。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那是他的办公室。除了去厕所，爸爸不能出来。

他妈给他送了三顿茶饭到书房。有一次，我趁父亲上厕所的时候，偷偷溜进他的“办公室”看了一眼。满屋子的书，满地的纸让我头晕。我想:爸爸多勤奋啊，整天写啊写，脑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字要写！

爸爸开始用钢笔写字。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特别注意卷面的整洁。如果一页稿纸上有错别字，他也会把整页都丢掉重写。这不仅浪费纸张，也浪费时间。后来，父亲用铅笔写字。如果他犯了错误，他可以用橡皮擦来改正。铅笔芯断了，他换了一支。晚上，会有几十支铅笔需要削。

从此以后，我和弟弟放学写完作业，冲进书房给爸爸削铅笔。爸爸太严肃了，几乎看不到他的笑容。那天，他笑着对我说:“黄可，你的铅笔削得很好，又整齐又有光泽，比你哥哥的好多了。”这说明你很认真。这是一个很好的品质。你要发扬光大，做好每一件事。"

平时爸爸给我几张稿纸或者书籍文具，那天我破例给了我五分钱。那是一枚硬币，圆圆的，光溜溜的，好可爱。爸爸还说这是我劳动挣的钱。嘻嘻，我会赚钱的。我太高兴了。

(摄于60年代北京铁道学院。这期间，父亲开始写《微波原理》。那时候他还抽烟，工作完成后他就把烟戒了。)

在北京铁道学院的那段时间，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我父亲的月薪是400公斤小米。爸爸要专心搞科研，写书。

我记得那天我妈对我说:“黄可，你看爸爸瘦了很多吗？”我答应了。我妈又问我:“你知道他为什么瘦了吗？”我说:“爸爸整天待在室内，不出来晒太阳。”我妈抚着我的头说:“傻孩子，爸爸编书很辛苦。我在周围农村的一个农户家订了羊奶。每天放学，你去那个农民家拿新鲜羊奶，给你爸爸补充营养。”我连连点头，不过工作并不重，我也挺愿意做的，孝敬父母，尽一份力。只是路上有几个农民家里有坏狗，我经常被狗弄糊涂。

有一次被狗追，摔倒了。为了不失去羊奶，我宁愿伤腿也不愿意把羊奶高高举起。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办法。狗追我的时候，我蹲了下来。狗以为我要拿起石头砸它，就不追我了，只是张嘴汪汪叫。

记得有一次，是个难得的假期，天气很好，云淡风轻，天很高。爷爷奶奶心情特别好，提出一个倡议:全家一起去颐和园。

我们兄妹真可怜。妈妈给我们换上了最漂亮的衣服，我们围着爸爸妈妈，徐红叔叔，洪泉叔叔，松康阿姨，还有爷爷奶奶，都高高兴兴地去了花园。每个人都载歌载舞，忘乎所以。

一会儿没见到爸爸，拉着妈妈的裙子说:“爸爸走了！”我妈也急了，到处找，最后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我爸。我父亲全神贯注于阅读。母亲轻责父亲，轻声说:“你怎么这么不合群？”爸爸白了妈妈一眼。

1963年，《微波原理》出版后，父亲拿着稿费，给我们每个孩子买了新衣服、新书包和一些课外读物。家里最大的添置就是买了一台“牡丹”电视机。为了庆祝爸爸的书出版，那天妈妈安排了一包饺子，她拌的饺子馅很好吃。爸爸买了一台电视机，在家里装好后哼着“二丫二山，多高啊……”爸爸妈妈这么幸福和谐真的很难得。

爸爸把天线立在窗外，晃来晃去。电视里全是雪花点。妈妈咯咯地笑了。电视坏了吗？爸爸急得直冒汗，终于信号来了。妈妈说:“你不是在写微波原理吗？”微波炉能对这台电视机起作用吗？”爸爸很惊讶，眼神迷茫。

父亲发明的单模光纤，后来回答了母亲的问号，但时差半个世纪。

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很多人家里都没有。我记得那年举行了第26届乒乓球锦标赛。每天晚上，邻居都来我家看电视，却连给别人搬板凳都不会。家里非常热闹。

我们早早做了作业，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足球赛。爸爸从来不和我们一起看电视。他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有时候我们看着看着，兴奋的为一个球欢呼，爸爸会在这个时候破门而入拦住我们:“别出声！不要吵！”

后来我们意识到父亲看书写字需要安静，于是我们就安静的看电视，把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小，邻居也很少来我家看电视。

印象中，父亲的时间观念很强。就算他是吃饭的客人，说几点了，他也不会等到你去拿，不管你是多高贵的客人。我在铁道学院的时候，父亲的一个同事说:“黄老师的时间观念跟手表一样准。”

爸爸办公室的门上总有这么几个字:“请保持通话时间简短。”领导不能耽误找他谈话。我是他儿子，不敢在他面前撒娇，不敢和他说闲话，哪怕是我妈，也不敢占用他宝贵的时间。

那天，我听到他和他妈妈吵架。

妈妈在书房外敲门。第一声很轻。“洪家，洪家，洪家……”爸爸没有回答。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洪佳，我给你买了一件衣服。出来试穿一下。看看合不合适？”爸爸还是不回答，妈妈摔门而去。爸爸出来对妈妈吼道:“你吼什么？”！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我正在写作，不要打断我的思考。”说完，就关上了门。

10岁那年，我和弟弟黄华同时得了猩红热，九死一生。弟弟黄华差点没回来，妈妈忙完悄悄流泪。那天父亲赶到医院，用拳头拍了拍脑袋:“儿子，我真的没时间，我真的没时间……”

1964年，我11岁。那一年，家里发生了一件事。

父亲为了事业想来上海，母亲热爱生活只想留在北京。父亲只好快刀斩乱麻，把我们兄妹四人悄悄带到了上海。没让我妈知道，我妈就生气了，甚至离婚了。

爸爸到了上海，带着我们四个孩子，根本没法工作。他也是一个把工作当成生命的人。康阿姨给了我建议，把我送到天津三姨家。黄山把我送到北京顺义放羊。我姐姐黄英跟着康大婶，我大哥住在上海。

1966年8月，我三叔去世。我带着“红卫兵”的袖标，从天津坐火车逃回上海。我父亲把我送到了浙江绍兴...两个月后，我跑回上海找父亲。

那时候父亲也在接受加入远征军的审查。我父亲把我送到了祖父母家。在周总理保护下的民主人士黄有昌爷爷，偷偷搬到了黄庄的牛子胡同2号。跟着爷爷奶奶一年多。1969年5月，我随知青下乡运动去了黑龙江。

2018年4月，一天下午，哥哥黄华来找我，说起父亲的过去。我哥说有一件事特别难忘。在那十年的探索中，父亲经过一年的隔离审查，每个月可以回家一次。

那天爸爸回家，想看我们的作业。我和弟弟跟爸爸说:现在学校没有作业，只是把学到的东西写出来。我父亲让我们给他看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给他看了。是什么:《一颗红心跟党走，推翻国民党反动学术权威》...？父亲很久没有回答。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当时眼里满是泪水，沉默了半响。然后父亲颤抖着说:“这样不好。你得学习文化和知识。学习文化不是被告知不让你学，而是你想不想学。”过了一会儿，爸爸说:“爸爸不是坏人。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国家的事情。”这一幕真是令人难忘。

黄可(左)和黄华谈论他们父亲的过去。

后来听父亲说，在“隔离审查”期间，父亲经常向管他的红卫兵请假，说身体不舒服，要看病。事实上，我父亲在掌权期间并没有忘记科学实验。他需要一些小瓶子，不得不去医生那里拿。回到“拘留”室后，我用这些小药瓶在自己做的“煤油炉”上进行拉丝实验。爸爸自豪地告诉我，很多灵感都是那时候积累和发现的。

那时候父亲还有一个“杰作”，一个小迷你电风扇，一直用到了今天。所有的材料都是外出“监工”时一点一点捡来的。后来父亲告诉我:“其实科研是一种兴趣和爱好，不是为了名利。只要你内心平静，用光明的心态看待外面的一切，那么黑暗的事情就会少一些。”正是抱着这种心态，爸爸克服和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科研上的辉煌成就。

直到1979年，父亲才调回上海科技大学任教授兼第一副校长，并从1987年开始担任名誉校长。这期间，他创办了“波动科学研究室”，后来扩大为光纤技术研究所，并担任所长，日夜在研究室。

1980年，他领导的、由几个单位组成的研究团队试制出中国第一根单模光纤，引起国际关注。之后上海重大科研项目“单模光纤研究”完成。1986年，国家科委下达的“六五”重点项目“单模光纤技术”也顺利完成并通过鉴定。

爸爸说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对党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1979年，他第一次违背自己的初衷向组织提出请求:黄可在黑龙江不容易，能不能请组织把他调回上海？

1979年的夏天，我接到了回上海的通知，告别了白山黑水，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到上海，我以为可以和父亲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谁知道，我去看过父亲几次，都见不到他。我打电话给上海科技大学，是张一龙教授接的电话。他告诉我:“你父亲正处于科研的关键时期，很忙。

他让我告诉你尽量不要打扰他。你在上海的临时住所已经由学校安排好了。先住学校招待所。你爸爸每个月会给你30元生活费。第二天，张教授把我安排在科技大学的招待所。过了几天，父亲让张教授给我送来一张纸条，大意是“科研任务很忙，希望早日理解并能够养活自己。”

为了生存，我什么都做过:乐队乐器搬运工，客串临时配音，文化馆临时工，李三公司业务员，和朋友合伙开小餐馆，摆地摊卖衣服...我没有自己的家，有时住在朋友家，有时住在李三公司，然后在广东工作。

我没有因为是院士的儿子而得到什么特殊的好处。从1969年到2011年，我没有和父亲住在一起，经常几年见不到父亲。四十多年，偶尔找个爸爸空有空的时候，父子见面吃饭，几次我都数不过来。父亲的心里没有我们骨肉的孩子，只有另一个宠儿，那叫“光纤”。

有一次偶尔回家“做客”，遇到这样一件事:

李政道，我父亲在西南联大的校友，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当我被邀请访问中国时，我请父亲在北京见面叙叙旧。爸爸非常高兴。他翻遍所有东西找衬衫，但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件合身的，领口又破了。

那天正好我回家了。我父亲让我把它拿到裁缝店，把领子翻过来。我送到裁缝店，师傅说要几天。结果爸爸自己动手，把领子脱下来，翻过来缝上。当时我就在父亲身边，看着他老人家戴着眼镜，做的很认真，心里酸酸的。衬衫换了之后，父亲很自豪地穿上了。他像个孩子一样告诉我，“这样很好。打着领带什么都看不到。”

(这件衬衫是2018年11月留在老家新安镇的。新安镇副镇长熊星在“黄鸿嘉院士捐赠仪式”上讲述了院士勤俭节约的感人故事。)

2012年那个难忘的盛夏，一条断了四十年的父爱之线，被一个偶然的电话延续了下来。在上海龙华寺的院子里，年过八旬的父亲下车，低头对儿子说“对不起”，感动了世界！风云折服！鬼神惊！

一切都是凝固的，甚至空气。只有龙华寺树上的蝉在歌唱，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忍不住抱住我的老父亲，叫了一声:“爸爸！”

我以前觉得你虽然是个好科学家，但不是个好父亲！四十年来你拒绝了你的亲骨肉；

虽然你是个好科学家，但不是个好丈夫！你把一个关心你、钦佩你、爱你的妻子拒之门外；

虽然你是个好科学家，但你不是个好儿子！你妈妈和我奶奶去世的时候，你没有去参加葬礼，而是呆在做光纤的仪器旁边！

……

自从龙华寺父子相拥，黄可有了家庭，有了父爱，有了孝顺父亲的机会。

2014年冬天的一个午夜，父亲感冒了，咳得很厉害。我和妻子陈卫芳守在他的床边。终于，我看到父亲睡着了。我和老婆示意了一下，轻轻的离开了，准备睡觉。突然，我听到爸爸叫了两声:“妈妈，妈妈！……"

走近父亲，我低头仔细看。父亲还在梦中，一颗明亮的泪珠浸湿了我的眼角。

夕阳的暮色中，我推着轮椅上的父亲散步，听着他漫无边际的说:“你奶奶在北京去世了，我在上海，我来不了了。从那以后，你的徐红叔叔和洪泉叔叔都不理我了。直到他们离开人世，兄弟俩都没有说话，就像敌人一样...其实你奶奶走的那天，我买了机票，准备去北京和妈妈告别。去机场的路上接到实验室电话，光纤变压器低温测试突然不稳定。我转过身，想都没想就回来了。.....那天半夜，实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从抽屉里拿出母亲的照片，放在实验室的桌子上。我跪下来看着空拜了。我的额头碰到了地面，眼泪哗哗地，擦干了，涌出来……”

院士爸爸的家。左起:黄宏甲院士和儿子黄可。

【/h/】父子2015年9月3日看阅兵直播。

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我陪父亲在电脑上看直播。爸爸盯着屏幕，呆若木鸡。

只因为他在国立西南联大读书时弃笔从军。远征军是国民党军队，父亲有从美国回来的经历。十年探索期，他因为这段历史被孤立，被审查，让我父亲一直心有余悸。我鼓励父亲忘掉这些，因为你们都是抗战老兵。

看完视频直播，爸爸半天没说话。记得那天，我一时冲动，径直站在父亲面前，给他敬了一个军礼，说:“向抗战老兵敬礼！””爸爸才如梦初醒，慢慢展开眉头。

1944年，父亲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四年级的时候，侵华日军封锁了我国所有对外通道，仅存的滇缅公路也在缅北被切断。于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招募所有大学毕业生在中美英联军中担任翻译，目标是打通滇缅公路。

父亲从昆明飞越喜马拉雅山来到印度东北，被分配到原始森林的缅北战区，奔赴缅甸抗日战场。经过激战，军队突破封锁线，越过野人山，在成都留下900余人。爸爸后来在滇缅公路上服役，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父亲回忆自己的军旅生涯时告诉我，当时有十万青年，十万军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有责任保家卫国。因为，只有赶走小日本，才能安心学习。于是我父亲报了军，我舅舅黄也报了。

入伍后飞到印度拉姆加训练基地，训练了一个多月。父亲被分配到5军22师66团3营当少校翻译，没有领章和帽徽。此时中国已经开始大反攻，中国的部队装备的是美国的枪支弹药。爸爸跟着一个美国人，专门做战损统计。爸爸负责给美国人把中国军队提交的统计资料翻译成英文，然后把丢失的枪支弹药补发给部队。我还会负责把美国的装备翻译成中文，方便中国的军队。

慢慢地，我父亲和美国人相处得很好。我父亲经常用英语讲中国的美国故事和唐宋诗词。爸爸还说:“有一次很危险，离前线很近。这是一场大战。我在瓦纳米的所有同胞都躺在战壕里。我把头盔放在屁股下面，读了一本书，《双城记》。子弹在我头上呜咽着飞过。美国人不停地喊，“死了，死了！”“我也不管他，就埋头看书。

战斗结束后，美国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害怕？我当时给了一个经典的回答。我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我中国的祖先保佑我。"

【/h/】父亲说，当时我从国立西南联大去部队的时候，因为学业还没有结束，就利用在远征军的课余时间看书，看得很认真。有一次在帐篷里拿着手电筒看书被军需官骂了一顿，第二天被罚跑20圈。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结束了在远征军的服役，回到了重庆。当时我爷爷还在重庆国民政府工作。我父亲想找份工作。当时，国际广播电台正在招聘英语广播员。我父亲的英语很好，我有信心申请。当时有两个申请人，考官把他们的英语录音寄到了宋美龄。听完录音后，宋美龄点名黄宏佳。

抗战时期，重庆广播电台是中国与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渠道。爸爸说:那几个月是最开心的日子。2018年，我的妻子陈卫芳专程来到重庆，找到了这个地方，参观并拍了照片。把照片给爸爸看，老人会高兴得像个孩子。现在这个地方被政府保留为“抗战遗址博物馆”。

重庆国际广播电台网站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里，我感觉父亲简单低调的生活方式真的和普通人不一样。他有钱，但他不想花。他不得不选择更便宜的衣服、鞋子、帽子、桌子、椅子和长凳。他能修就修，能补就补，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但面对几百万元的院士津贴，毫无保留。一半捐给实验室，另一半捐给家乡。对家人和我们的要求就更严格了。

他不让我们和他合影，我们也找不到一张他在风光的时候我们父子的合影。电视台来采访他，如果我刚好在他身边，他立马把我踢出去，怕我被镜头记录下来，不让我们借他的光出风头。他说他是一个普通人。

2019年春天，我开始写《我的院士父亲》这本书。我向我父亲要了这个头衔。他说:“你把‘院士’二字去掉，就是‘我爹’了。一个院士算什么，不要表现出来。”我笑着说:“爸爸，‘我爸爸’，好像是小学三年级的作文题目，我不喜欢。我爸是院士，不假。这也是实事求是！”

黄可给他父亲做头部按摩。

那天我给他读了一段文字。我怕我描述的事件和时间不符，就去核实了一下。他认真听了，说时间和事件都没有错，除了有一句话:“从此，父亲立下了‘科技报国’的志向”。这句话应该改一改。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不要把我写得很高。那时候国家刚刚建立，一切都很落后，我就想着如何尽快把学到的东西用在有用的地方。说实话，主要是因为我对微波和光纤感兴趣。

爸爸做什么事都极其认真。无论是写书，写演讲稿，还是编短信，他都是认真反复推敲，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不会错。如果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必须重写。爸爸告诫我们:“这样，别人看你写的东西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同时也尊重了别人的时间。"

2012年，父亲88岁还在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二楼，实验设备在一楼。为了节省爬楼梯的时间，父亲把办公室搬到了楼下。一楼的办公条件差很多，他也不在乎。学校领导要给他装修一楼。爸爸说:“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金花在科研上，只要办公室不被雨淋就行。”

守时是他一生的承诺。学校实验室的唐工(工程师唐明觉)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单模光纤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上海科委领导来学校实验室看望父亲，先约好了。结果领导可能有事迟到了，父亲跟助手说科研任务紧，不能等。他一头扎进实验室，领导来了，别人叫他他也不出来。那一次，领导很尴尬。好在领导都知道爸爸是这个习惯，可能他也没放在心上。

2013年，父亲89岁。弟弟黄珊从新西兰回来，提前约好去看望父亲。哥哥1989年去了新西兰，后来定居新西兰。他每年回来看望父亲一次，但必须提前和父亲预约。

当天下午3点约在上海龙华寺，因为那里住着爸爸的一个私人朋友，书法家沈虎林。不幸的是，黄山路堵车，他迟到了六分钟。爸爸已经走了，沈虎林就跟弟弟说:“这次黄山不守时，我先走了，明年再约！”弟弟黄杉吓了一跳，只好默认接受。

2014年，父子重逢。图为花旗松(左)和他的父亲(右)

我在父亲身边呆了七年了，这七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父亲的认真学习，对工作的执着，做事情自始至终的执着，都值得我们学习。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事业就不会成功。

父亲的大义和家国情怀值得我们学习。他放弃了自己，放弃了国家，放弃了家庭，放弃了大爱，内心无私宽广。

我的父亲勤俭节约。他不浪费一寸时间。他遵守法律，信守诺言。他从不夸张。值得我学习。父亲不赞成被称为“光纤之父”。准确的说，他只是“单模光纤之父”。

听说业内有一种说法，诺贝尔欠黄宏甲一个奖。我问父亲有没有这种说法。他淡淡地回答我:其实我对输赢没兴趣。事实证明我的单模光纤优于多模光纤就够了。你以后也要注意，不要为了什么奖而学习，因为你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父亲的诚实、低调、谦让、谦让、儒雅的科学家风范值得我们学习。我的院士父亲，不是因为他是院士，不是因为他发明了单模光纤，就骄傲自满。他总说自己平凡，普通，还需要不断的努力。

真的看他，横看竖看，真的很普通，很普通。

这种普通和平凡我该怎么理解？

我能这么普通平凡吗？

我们能这么“普通”这么“平凡”吗？

黄宏甲院士

黄宏嘉

微波电子科学家。1924年8月5日出生于湖南临澧。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他于1948年获得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并于1991年被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1989年被聘为麻省理工学院电磁学院院士。上海科技大学(现上海大学)教授、名誉校长。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展了微波理论中的耦合波理论，并于1980年带领课题组在国内首次研制成功单模光纤。1981年，纽约理工学院(原布鲁克林)出版了他的论文选集《耦合模和不完美波导》。1984年，荷兰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耦合模理论》。

自1990年以来，已获得3项美国发明专利和多项中国发明专利。专著《非常不规则光纤的微波法》由JohnWiley&Sons于1997年出版。

来源:李卫林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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