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克认为，人格是现实生活中体现的行为模式的总和，可以用来预测或解释人的行为。手机成瘾与人格的研究主要从艾森克和五种人格量表进行分析。发现人格的某些特征与手机过度使用有关，人格可以直接预测手机成瘾。

“大五人格”测试结果显示，外向倾向的被试更多使用手机通讯和短信服务，使用手机进行社交。亲和力低的人更喜欢用手游。

性格如何影响手机成瘾？研究者试图从情绪、孤独、冲动和感觉来解释人格。

神经质的人情绪化，容易冲动，缺乏自制力，喜欢通过手机社交；严谨度低的人，自制力也低，缺乏计划性，经常沉迷于手机快乐，忘记当前任务；宜人性低的人对他人多疑、抗拒、排斥，面对负面事件时会依赖手机缓解情绪；开放度低的个体喜欢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不擅长人际交往。他们用手机来缓解和逃避内心的孤独和压抑。

另外，有研究表明，内向和外向都会导致手机成瘾。内向倾向于依靠手机的社交舒适度来缓解孤独感，外向倾向于沉迷于手机社交的便利，在手机开放的网络世界中寻求新奇。

手机成瘾者的时间管理倾向也不同于正常人。手机成瘾者在使用手机功能时，会沉迷于手机的使用，导致时间感丧失，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变快，对时间的监控能力不足，没有时间感。

玩手机游戏忘记吃饭时间；另外，手机不能用的时候，戒断反应增强，会觉得手机不能用很久。即低水平的时间管理预示着更高水平的手机成瘾，手机成瘾者不能有效管理使用手机的时间，从而导致突出和戒断症状。

然而最新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可以调节技术装备和学习成绩。当手机作为获取学习资源的工具时，只要个人有良好的时间管理，就可以减轻手机对学习的干扰。国内的武玉和杜春香指出，时间管理倾向对手机成瘾有负向调节作用。时间管理能力高的个体善于监控自己的时间，能够有效安排自己的时间和任务，不容易超时使用手机而忽视其他任务，不容易形成手机成瘾。

手机成瘾会诱发焦虑、孤独、无聊等负面情绪。焦虑和孤独已被研究者所关注，而无聊却被忽视了。这种差异是由不同的情绪诱导机制造成的。焦虑、孤独等情绪多由主观价值高和重大应激事件诱发，而厌倦则是由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缺乏刺激和敏感的情绪体验。

国外研究人员认为，厌倦是个体对某项任务感到漠不关心、注意力不集中的一种不愉快的、暂时的情绪。受自身内外刺激的调节，如个体过于注重内在体验，提不起兴趣，面对单调枯燥的任务时烦躁急躁的抑郁情绪。在行为上，表现为打哈欠、伸懒腰、扳手指。

在技术成瘾领域，无聊倾向扮演着独特的角色。首先，厌倦倾向可以直接影响人对技术的感官追求，厌倦倾向高的人更渴望刺激的手机；无聊倾向高的人对推送信息更敏感。

此外，厌倦倾向还可以通过外向和神经质人格影响手机成瘾，厌倦倾向可以改变外向和神经质个体对手机的满意度；最后，无聊个体和正常人的手机使用模式也存在差异。奥利弗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分析无聊个体的手机使用行为，发现无聊倾向高的个体使用手机社交更频繁，打开推送中心，更换屏保，打开软件。

也就是说，大学生经历的无聊越多，就越有可能依赖手机来打发无聊，而无聊的倾向会正向增强学生对手机的依赖。

神经系统和身体的认知人格特征是个体手机成瘾的心理基础，而异常的神经系统和不健康的身体为手机成瘾提供了生理机制。牛志敏在测量辽宁医学院学生的手机成瘾、睡眠质量和负面情绪时发现，当个体出现睡眠问题时，会引起焦虑，增强手机成瘾的程度。

个人也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的身体状况。动机理论中的自我图式理论认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低所导致的自我怀疑、低自我效能感和消极自我评价也会对手机成瘾产生负向预测。也就是对自己身体不满意的人容易产生低自我效能感的不良认知。很容易在网络中寻求满足，增加手机成瘾的可能性。

总之，在手机成瘾之前，情绪化、孤独、冲动、寻求感觉的人格特质、神经系统异常、身体不健康、认知不良构成了个体易感性的特征，使其比其他人更容易成瘾。

亲子关系的生活环境是手机成瘾的危险因素，由不良的亲子关系、不适应的人际关系、缺乏社会支持等诱发。上面说的性格会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那么性格的培养也会对手机成瘾产生影响吗？

众所周知，家庭是孩子形成人格的重要场所，亲子关系是人类生命之初的首要关系。国内外研究者认为，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依恋、亲子冲突和亲子沟通会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生长发育。在手机成瘾的研究中，亲子关系的好坏可以直接预测手机成瘾的程度。比如父母在教养方式上的偏好，会导致人际关系上的自私倾向，从而产生孤独感；父母的拒绝和否定会导致自我认同感低；母亲的过度干涉也会导致个体的自控能力低下。

这种父母的偏爱拒绝否认。在母亲过度干涉和保护的长期影响下，孩子更容易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关系。这种不安全的依恋，如恐惧、专注导致的孤独感、焦虑感、自制力下降等，都变成了手机成瘾的诱发因素。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成瘾行为是依恋障碍的表现，个体对手机的依赖是动机中依恋需求的转移和补偿，是正常依恋得不到满足的变形。如果个体的依恋表现出不安全感的负面特征，如无价值感和不信任感，他会在手机中寻求安全感。

另一方面，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是通过父母日常生活中的言行间接影响孩子的。例如，父母的“低头族”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初中生的手机成瘾，因为父母的“低头族”现象是一段时间亲子互动的主要内容。如果父母对孩子表现出一种常态化的“冷落”现象，这种冷落会导致孩子缺乏关爱，产生孤独和无法求助于生活问题的焦虑。

最后，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冲突和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也会让个体产生不安全感和孤独感。当个体感知到父母的冲突时，会对冲突的后果产生带有自责的认知评价。这种带有个体认知特征的负面评价，会导致焦虑、孤独等心理适应问题。负面认知评价和孤独感是父母冲突和大学生手机成瘾之间的连锁中介。

有人际关系的个体，在成长发展中总会离开家庭。面对不同的人际关系，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成功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时，往往会感到孤立无助。原有的社交需求只能在网络中寻求精神慰藉和社会支持。

另外，社会适应度低的人在面对正常的社交情境时，会出现对社交情境的负面判断，认为他人不友好，自己很难融入社交焦虑。

社会支持家庭和人际关系构成了个体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当个人缺乏良好的社会支持时，他们会增加手机的使用。

社会支持是个体对被爱的感受，是对个人价值的认知。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保护个人。一般认为，社会支持与个体幸福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在总结社会支持机制模型时，吴哲认为社会支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个体成瘾水平。

国外学者北村先对手机相关功能上瘾，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跟踪研究。他根据手机信息成瘾将用户分为过度用户和依赖用户，发现他们手机信息成瘾的机制是不同的。过度用户与猎奇、探索、好奇、冲动有关，依赖用户与自我定位低、漫无目的、依恋不成熟有关。即手机使用成瘾有不同的机制。不同的机制有不同的行为和特征。

此外，Billieux和Griffiths提出了问题手机使用的三种路径:一是过度寻求舒适路径，个体受到不安全依恋和社交焦虑的影响，期望通过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获得心理安慰，从而形成成瘾的手机使用模式；二是个体的冲动控制路径，冲动性和低自控力使个体的行为具有随意性，导致各种有问题的手机使用，形成反社会的手机使用模式；第三种是外向性格路径。外向的人思想开放，愿意与人交流，把手机作为与人进行广泛社交的工具，进而获得网络社会的支持，形成了一种喜欢冒险、容易上瘾的手机使用模式。

韩、金、金在语义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个体的记忆、自我延伸、依恋和接近与害怕没有手机有方向性的关系。在进一步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证明了个体的“自我意识”可以延伸到对手机的记忆中，当个体有较高的依恋倾向时，对手机有较高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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